东区医院重症监护室的探视时间每天只有三个小时——上午十点到十一点，下午三点到四点，晚上八点到九点。杨贞楠把这三个时间段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工作填满。整理许志良案的证据链，核对从码头仓库搜出来的最后一批宏达物流货运记录，协助廉署审讯梁振邦的关联证人，把陈楚江给她的那个U盘里的每一份文档、每一笔转账、每一段录音都做编号归档。

那个U盘里的内容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多——九十年代初期的手写收据扫描件、陈祖耀和许志良在澳门某间桑拿房里密谈的录音片段、十二宗被压下来的报案记录的原始警局档案编号。

付冠宇说这些证据足够让许志良在赤柱监狱里度过余生了。

她忙得像个陀螺，从早转到晚，午饭常常是一杯冻鸳鸯和一个菠萝包，坐在办公桌前对着电脑屏幕吃完。同事说她瘦了，她说没事。赵家明建议她休几天假，她说等案子结了再说。佘曼什幺都没说，只是每天早上在她桌上放一杯热柠水，然后默默走开。杨贞楠知道，佘曼在用她自己的方式告诉她——我在这里，你不是一个人。

但每天傍晚六点半，不管手头的工作做到哪里，她都会准时合上档案，穿上风衣，搭地铁去东区医院。从湾仔到柴湾的地铁车程是二十三分钟，她在这二十三分钟里会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。她需要把白天那些密密麻麻的档案编号和银行流水从脑子里清空，把那个冷静、精确、雷厉风行的杨警员暂时放在一边。因为走进那间病房的时候，她不能带着配枪和档案——那里面躺着的，是她差点失去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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